王粲诗歌的“体弱”与“文秀”之辩
向 薇
湖北省建始县教育局
摘要：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然与他文，未能称是。背后隐喻王粲诗歌方面艺术成就并不高。但钟嵘《诗品》中说王粲“源出于李陵, 发愀怆之词, 文秀而质羸, 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把王粲诗歌列为上品。曹丕《典论·论文》带有政治意图，写作目的复杂，对王璨的评价是不够客观全面的。
关键词：王粲；曹丕；钟嵘；建安
一、曹丕视野下的“体弱”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评论的开山之作，象征魏晋文学自觉时代开启。“建安七子”之说也是起源于此文，这七子大体上能够代表建安时期除开曹氏父子以外文学成就较高的水平，对于这七子的文学造诣，曹丕评论如下：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曹丕写到王粲擅长辞赋，徐干的作品文体舒缓，时不时的给人以舒服的感觉，也是可以和王粲相匹敌。列举了一些王粲和徐干的辞赋作品，说张衡与蔡邕都比不过这两位，但下一句话锋一转，说到“然与他文，未能称是”。意思是王粲除开辞赋以外，其他的作品并没有那么优秀，“他文”是包含诗歌的。
从《典论·论文》整体来看，王璨的作品和文采在既然王粲得到了曹丕如此高的评价，为什么还要对他的诗歌持否定态度呢？
王璨的文学创作风格较大的转变出现在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之后，前期作品或抒发壮志难酬之悲及流落荆州的羁旅漂泊之感，或是通过刻画现实叙述汉末战乱的残忍，其较为著名的《七哀诗》也是创作于这个阶段。投曹之后，王粲与曹氏父子关系密切，很快成为曹操的直属幕僚，然而他的文学作品却逐渐走偏，将歌咏当权者作为主要题材。曹氏父子经常都是建安时期文人群体性文学活动的主持者，这些活动规模盛大，娱乐性质较强，这样的公宴，诗人总是热烈的感激之情对待东道主，且曹氏父子喜欢在娱乐活动上让文人们共作同题诗赋，既让文人们争相发表歌颂功德之言，也能够考验文人才华。在这些文人中，王粲诗赋水平高，参与这种娱乐活动的次数也多，相关作品也多，就品质而言，在此类活动中的作品感人程度及影响力确实不如在荆州所做诗歌，仕途和官场的得意抑制了他对于问题的深度思考，命题作文又限制了感情的抒发。他的《公宴诗》“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峨。克符周公业，弈世不可追。”[]直接将曹操称作“贤主人”体现了强烈的依附心理，其中的清浅、阿谀是显而易见的。诗人此时一心从政，此阶段诗歌除《从军行》以外，其他皆是歌颂曹操之词。此现象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有提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王粲投曹后的诗文创作倾向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语言骈化，词藻华美；文心巧思，猎奇工细；悲情表达模式化。[]笔者认为这是曹丕轻视王粲诗歌的原因之一。
曹丕此文远非一篇纯粹的论文之作，背后的政治意味突出，用心细密深沉，此文大约作于建安二十二年（217）至建安二十四年（219）间，曹丕是建安二十二年春被立为世子，由此可知，此文当做于曹丕立为世子前后，当时社会经历了长期战乱，鼎足之势已形成，曹魏政权由对外征战转为对内统治巩固，此时的他需要在思想上构建正统和权威，他既要领导文人集团，也要放下优越感，增加互动，所以他将建安七子进行罗列，对他们进行比较，强调各家需要秉持公心，既不轻贱他人，也无需敝帚自珍。论文中列举的作家皆有所长有所短。既显示他的雍容大度，又能避免文人之间相争。所以曹丕得出“然与他文，未能称是”这个结论，是为了以表面上的公平来收买人心，也能够确认自己文坛领袖的身份。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表面上看，曹丕创造性地将文章地位予以提升，称之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年寿、荣乐都不及文章能够传诸后世。进而以“古之作者”为标尺，说明只须“寄身翰墨”,便可留名青史。曹丕希望文人寄身翰墨、不涉政治的意图颇为明显，他充分肯定文章的不朽本位，借此希望文人群体可以专心为文,不要“托飞驰之势”，不要作政治上的企图。而曹丕的言外之意，更令文士悚惧“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此说有弦外之音,倘不与曹丕合作，胆敢心怀异志、包藏祸心,只怕“年寿”与“荣乐”便未必是“常期”了。此说不唯是对天下文士而言，更是说给心向曹植的文士们听的,这也对曹植的党羽起到了震慑作用。因此,无论是表面意思抑或言外之意,曹丕希望文士群体尤其是曹植党羽安分守己、专务辞章、不涉政治的意图应是存在的。
而《典论·论文》全文，曹丕重视辞赋和章表书记的赏析，却刻意忽略了诗歌方面，而其胞弟曹植诗歌方面的造诣是非常高的，在文学这一方面极大的挑战着曹丕的权威。二者之间的争斗戒备从朝堂蔓延到文学。曹丕此文刻意的将诗学造诣更高的曹植避而不谈，对王粲诗歌一言蔽之也是对曹植诗歌造诣的淡化处理。
二、钟嵘批评下的“文秀”
钟嵘《诗品》中写到王粲“源出于李陵, 发愀怆之词, 文秀而质羸, 在曹、刘间别构一体”。[]钟嵘将风格相近的曹植和刘桢归为“曹刘体”。意味着他将“曹刘体”和以王粲为代表的“仲宣体”放在同等位置上进行对比和区分。
“曹刘体”与“仲宜之体”,从历代诗论家的评论看,区别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仲宜之体”有怨，“发愀怆之词”以怨和抒发悲伤为主，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诗集序》说:“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伤情即代表沉溺于悲伤的情绪，伤情多造成的结果是有伤雅。刘熙载《艺概·诗概》以为“仲宣情胜”，情义抒发已经成为王粲的优点。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王仲宣诗跌宕不足而真挚有余。”而曹、刘二人诗“情兼雅怨”,曹植诗更是“风雅独绝”。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评曹植诗“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而意已独至,与三百五篇异世同律,此所谓韵不可及也。”曹刘二人的诗兼雅和情感抒发。成书倬云《多岁堂古诗存》说:“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更是肯定了曹刘二人之雅。
其二,“仲宣之体”“文秀而质羸”以秀逸为优，突出的是一个“秀”字，曹丕另一部作品《与吴质书》中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与文秀这个形容异曲同工。胡应麟《诗薮·内篇》“仲宣才弱肉胜骨”，“仲宣之淳,公干之峭”。许学夷《诗源辨体》“公干诗声咏常劲，仲宣诗声韵常缓。”“公干气胜于才,仲宣才优于气。”皆是肯定王璨的才能但是揭露了他作品缺乏骨气的特点。而“曹刘之体”则是“体被文质”。曹植的诗特点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故文富，突出的是“骨气”二字。刘桢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与曹植文风想通，皆是重“骨气”。对于曹植，胡应麟《诗薮·内篇》说“气骨有余,而清和婉顺不足”，而对于刘桢“才偏气过词”。刘熙载《艺概·诗概》亦说:“公干气胜”，“刘公干、左太冲诗壮而不悲”。以上评论皆是在强调“骨气”二字。在李华的《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曹植丰赡,王粲超逸。”对这两种风格进行了对比，丰赡代表丰富，而超逸是一种清远秀逸之美，是能够和“骨气”媲美的风格。
据上文，“仲宣之体”之美“秀”字可以概括。而“曹刘体”之美可用“雅”字来概括。钟嵘评价王粲“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意思是王粲在“曹刘体”的雅美之外“别构”秀美之风，开辟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诗学风格。而这也是钟嵘将王粲的诗歌归为上品的原因。
在魏晋六朝，以秀为美代表着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王锺陵《中国中古诗歌史》说 :“中古审美情趣,如果试图用一个词来加以概括的话, 我以为这个词便是‘秀美' , 简洁地说便是一个字‘秀' 。”[]钟嵘以“文秀”二字定义王粲诗歌，是极高的评价和肯定。
三、王粲诗风与贡献
王粲现存诗23首，皆为四言或五言或二者兼具。以他投靠曹氏为时间节点，前期作品风格沉重，以《七哀诗》为代表。后期作品轻快,主要是随曹操出征时所作，作品内容大多是抒发政治情怀或歌颂曹氏功德。作为建安七子之首,王粲在经历了战乱之苦又近距离体会到了曹氏慷慨激昂之风。这种特别的体验是难能可贵的,也为诗人风格带来了转变，也给予后世诗人在他基础上进行扩展的空间，钟嵘《诗品》提到潘岳、张协、张华等人“颇有仲宣之体”。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提到“王粲四言、五言兼善”。还提到“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流清丽居宗。”[]所谓的“雅”就是儒家思想中的雅正中和，指四言诗的感情要温和纯正。既然王粲能够兼得，那么他的四言诗无疑是“雅润”的。他的四言诗工整。引用事典、语典较少，有引用的地方也是为了情感表达，并不赘述，他的《赠蔡子笃诗》《赠士子孙文始诗》《赠文叔良诗》《赠杨德祖诗》，都是以情义为主，以事实为辅，既有分别的感伤，也有对友人未来的期许。引用意象的地方也并不夸张，风雨雷电的意象都能与情义融为一体，不显突兀，例如《赠蔡子笃诗》中“风流云散，一别如雨”。其次，他的四言诗在句式、用语上模仿《诗经》，抒情方式上也发乎情止乎礼，与“雅润”二字极为贴切。
王粲的五言也代表建安时期较高水平。可用清丽来形容。而王粲诗歌炼字考究。且已经有对偶较为工整的诗句出现，如《杂诗》中“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北临清漳水，西看柏杨山”“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等。他的诗歌往往以铺陈、描写的写作手法来减缓叙事结构，行文缓慢但不拖沓，如《从军诗》中“军中多妖娆，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四句只是一个意思：战利品多，但读起来并无赘述之感。
王粲诗歌不仅善于叙述乱世之悲，又掺杂着悲壮的情感，《从军行》既有对曹操战绩的歌颂，也有征夫思家之悲，既有追随曹操建立伟业的宏伟目标，也有厌战渴望和平的愿望。感情是复杂和细腻的。
王粲对诗歌史的贡献和成就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赠答、从军题材的诗有新开拓，王粲的赠答诗内容上既有群体社会生活的交涉互动，又有古代赠言遗风的传承和创变、生命情怀的剖白发咏，足以成为后世赠答诗的典范。王粲的一组从军诗，对后世同类诗从诗题、内容、情感上都起到了前驱和示范的作用。二是王粲和曹植是当时探索诗歌文采的先锋，在由质趋文的诗歌变革时期，他二人的诗歌在炼字、炼句、对偶、用典等修辞运用上，都启发和促进了诗歌发展的文人化、辞采化、骈俪化。但他们的诗又是汉魏风骨的代表，当后世诗歌发展到缛丽无骨的时候，他们的诗又成为重要的取资对象。
笔者认为，王粲的诗歌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诗歌史的影响也是很深厚的，已经处于建安时期诗歌的较高水平。曹丕对王粲的评论有不公平的地方，曹丕的政治展站位需要对馆中名士做全面认识。而《典论·论文》产生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难免会隐含政治用心，其“经国说”“不朽说”淡化邺下文人集团尤其曹植一派做官意识的用意，是再明白不过了。[]曹丕此文，有冲淡文人矛盾、包揽文士之心以及巩固储位的政治意图。作为文学评论者角度而言，这篇文章有很多言不由衷的地方，这也提醒我们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文学创作者以及文学作品，做到真正的审己以度人。
参考文献:
